流浪者悲歌，北京民工生存状态调查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摘自《民工的歌》

据《法律与生活》杂志报道，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县一级的小城镇，到处有这么一群忙碌而又疲惫的身影：搞建筑、当保姆、送牛奶、卖菜、打零工、当服务员、卖小吃……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都由他们来做。他们，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从农村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城里人称他们为“农民工”，现在约定俗成简称“民工”。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奋争在城市的边缘，在辛劳和汗水中追寻着希望和梦想。他们能寻到属于自己的梦吗？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吗？

“非典”过后，记者走进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近建设这座城市的建筑工、清洁这座城市的清洁工、在这座城市讨生活的“板儿爷”和报童……

建筑工：“儿子不再做苦力"

建筑民工，从事着这个城市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得到最低、最少的报酬。他们辛勤劳作，权益却屡受侵犯。他们盖起了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却从来没有住过由他们的汗水浇铸起来的房子。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立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还常常遭遇欠薪。

2003年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南口一个建筑工地，对这里的民工群体做了采访。他们的生活，正是整个北京城建筑民工的缩影。

灼热的阳光下，民工们在高悬的绳索上高空作业，身体悬吊在半空中操作，伴随他们的是大吊车的轰鸣声。

这一带的写字楼、住宅都非常漂亮，据说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万元。民工们住的地方是工地后面一座灰蒙蒙已被废弃的二层小楼，与一般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相比，条件算是好的。这个工地围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出口，平时锁着门，且有专人把门。记者到来时，恰好有几个民工要进去，记者跟着进去，门卫问有什么事，记者谎称是附近的学生，想进来看看。门卫没说什么，放我们进了门。

院内堆满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与周围华丽的高楼大厦相比，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民工是这里的电工，他把记者领到了民工们住的屋子。刚到门口，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异常昏暗，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床，双层的，一共有10多个床位。门后一个小小的饭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饭盆。屋内基本没什么空地，整个屋子只有后面墙上一个很小的窗子。整个屋子惟一的"电器"是房顶上一个5瓦的小灯泡。就是这个灯泡，到了晚上还不亮，电压不足。工人们说"电都用来施工了"，所以就不给他们住的地方供电了。

床上躺着几个人，还有三五个人围在一起打牌。见记者进来，打牌的停手了，睡觉的人也从床上爬了起来。

"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屋子里，热不热？"听记者这么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怎么会不热呢？现在都热得睡不好了，到了伏天可怎么过？还不得活活把人给热死啊？"

"没有风扇吗？"一个名叫周兵的小伙子指了指头顶上那只5瓦灯泡说：“没有电啊，风扇用手摇动？"30岁的周兵来自苏北农村，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在老家种地。

屋子夏天热，冬天还非常冷。屋子里没有暖气，发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他们调侃说：“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靠抖。"记者注意到，床上堆放的被子质量很差，又脏又薄。

尽管各方面条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说，只要一想到妻儿他就很幸福，平时干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都要靠他养活，就又有了力气。

这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上工（冬天一般6点上工），11点半下工。1个半小时吃饭，1点上工，晚7点下工（以前是6点半），如果要赶进度就加班，但"没加班费"。

来自安徽亳州的朱师傅说，他是综合队的，什么活都得干，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经常干到晚上10点以后。朱师傅家中上有老父，下有4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农村务农，三儿子今年19岁，小女儿15岁，都是小学毕业，现在两人已在广州打工好几年了。现在家中只剩老父和妻子。朱师傅说：“除非家中亲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农忙和春节也不回去。"

"平时下了班出去逛逛吗？"记者问。"没时间逛，也不敢出去乱逛， 见了公安就躲着走。因为他说逮你就逮你。暂住证？管什么用？拿来一把给你撕了，还有什么？"朱师傅说一般被抓住，就遣返回当地的收容所，然后让家里拿钱来领人。钱的多少按在收容所里待的时间算。一般要800来块钱。然后只能自己再坐车回北京，到工地上接着干活。"什么都不会解决，什么都不会改变。只是自己赔了千把块钱。"所以，他们下班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宿舍里待着，打打牌，下棋，听听收音机，主要还是睡觉。"太累了，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了架，没心思去想别的了。"工人们说。

转眼，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记者看到他们端着碗，蹲着围成一圈，边吃边聊，菜主要是白菜和汤，用他们的话是"从家乡到中央，天天都是白菜汤"。但每两天能加一顿餐，稍有点肉。他们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四五块钱。

"没有双休日这一说，也没有节假日。"工人们说。旷工就更不敢了，似乎也没有理由怠工。"就比监狱好一点！"他们辛辛苦苦从家里出来，就是为了要拿回一点钱去，既然出来了，谁还愿意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一位工人说：“不愿意没有活干，宁愿累一点，也不愿歇工没有工钱。"

福利待遇更是与他们不沾边，受伤、生病都得自己掏钱。所以他们最怕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都怕，生病了吃药花钱不说，不能干活，老板还要扣工钱。

工人们最想的是"干了一年活，到过年回家时能把钱拿到手"。

扣除了平时的饭钱和一些零花的，一般年终能拿回家六七千元就很不错了。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这些钱能不能拿得到，"还得看包工头的良心"。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采取年终发放制，到年底才发一次，平时只给生活费，每月60到100元不等。他们告诉记者，包工头说替他们攒着，省得平时都花光了，年终时拿不回家钱。"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老婆孩子也一大家人了，发了钱我们自己不会存起来或是把钱寄回去吗，用得着老板给我们攒吗？"他们说。

因为手里没有钱，平时必要的花费就得从老板那里预支。比如被褥， 要从工资里扣除，一床质量奇差的被子要40元。

他们不懂政治，他们中很多人长到这么大选票是啥样子不知道；他们也不懂经济，不知道GDP是怎么回事。最大的快乐是下工后，吃饱饭跑到附近的小卖部去看电视。

周兵也有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不要像我这样出苦力了，母亲身体好起来。"现在，他只是想每天多挣10块钱，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多点钱给母亲买好一点的药，给孩子多寄点生活费，给老婆多买件好看的衣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存点钱做个小生意。周兵的话很有代表性，不少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

谈到以后的打算，周兵说再干一两年回家。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干点小买卖，或者在家里找点活干，供着小孩上学。"现在的工作确实太累了，家里虽然钱少一点，但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歇，都由自己说了算。"

清洁工：想孩子时泪流满面

与北京林立的高楼一道新生了两个群体：保安和保洁工。如果换个称呼，他们就是打工仔和打工妹。

35岁的李桂枝来自湖北省黄岗市浠水县竹瓦镇农山村。今年3月份，她来到北京投奔在此做装修的丈夫，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找到了一份工作——签约于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保洁公司，现在被公司安排在法律出版社做保洁工。每个月拿500块钱，不管吃住。服务于同一座楼的保安因种种原因离去，李桂枝却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2003年6月10日下午，记者与李桂枝面对面地聊了起来。

和在马路上清洁大街的阿梅比起来，李桂枝算是打工族里的"白领"了。她就在记者工作的单位做保洁工，人朴素、勤劳、本分。平时，整日里见她忙忙碌碌的，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很少说话。坐在记者面前的她整洁、朴素，化着淡淡的妆，略带羞涩的表情。

1997年，李桂枝首次来北京的时候，儿子只有4岁半。丈夫在北京打工，她带着孩子跟随丈夫来了。丈夫做装修，自己揽活做。丈夫有活做的时候她就做做下手，平日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丈夫有活做的时候一天挣个五六十块，找不到活的时候可能10天半月的在家待着。这样，两口子要生活又有一个孩子要养活，一家人生活特别艰难。"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6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一段时光，李桂枝还是感慨万千。儿子到了入学年龄，她就把儿子送回老家，托母亲照管了。

到现在，她断断续续在北京已待了六七年。其间，她还去大连打过工。她说大连那边的人吃海鲜，她吃不习惯，大连那边的人特欺生，就又来北京了，这边"老乡多，地盘也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