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流浪？——被救助者的绝对隐私

1 他——为情自杀

汪道余在跟记者讲述他的经历时，有好几次因为哽咽而停下来。虽然南京市收容遣送站的同志跟记者说，这两天汪道余已经不怎么钻牛角尖了，但记者看得出刚刚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打击太大。

6月28日下午3点钟，汪道余来到位于南京市泰山新村的派出所。他对民警说，一位朋友让他把行李寄放在派出所，那位朋友马上会过来取。民警问他的朋友姓什么，他说姓汪。当时，汪道余自杀的念头已经非常坚决，神志也处于极度紧张和恍惚的状态。

一位名叫王殿坤的民警察觉他的神情不对，于是要求共同检查行李，结果发现了行李中的两封绝笔信，一封给一位叫肖芳芳(化名)的女士，一封给民警，信的落款都是“汪，顿首”。民警立刻发觉其中的蹊跷，进一步询问他，处于崩溃边缘的汪道余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汪道余和肖芳芳认识是在湖南常德。当时，肖芳芳去常德的一个工地看望干爹干妈，而汪道余在那个工地打工。他们就这么相识了。

后来，三年的恋爱在肖芳芳家人极力反对中苦苦熬了过来。汪道余说，肖芳芳家里嫌他穷，还嫌他个头矮。肖芳芳本人比较倔强，别人越是要她如何如何，她就偏不。跟家人通电话，她经常从头吵到尾。汪道余谈起肖芳芳，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两三年里头，肖芳芳顶住非常大的压力在跟他交往，他很感激。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三个月前，肖家逼着肖芳芳嫁给扬子石化的一位经理。肖芳芳决定离家出走，回到汪道余身边。他们俩在汪道余打工的地点住了两个月，然后回湖南益阳——汪道余的老家住了一个月。正当汪道余沉浸在幸福中时，肖芳芳提出要回南京。汪道余开始以为仅仅是想家了，可肖芳芳一去杳无音信，让他感觉事情不妙。

6月20日，汪道余怀揣300元钱离开老家，奔赴南京。离家的时候，他对家里惟一的亲人——老母亲说，他要出去打工，这一趟比较远，五年之内不会回家。汪道余跟记者讲起这段时痛哭流涕。他说自己当时有种预感，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才这么跟母亲说的。自己十几岁就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把自己拉扯大。现在，母亲七十多岁，眼看自己一去就没有人照顾了。但汪道余又跟记者说，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自己最重要，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肖芳芳，肖芳芳排在母亲前头。

为了这个“更重要的人”，汪道余甚至选择了死亡。

300元钱扣去路费，汪道余到达南京时几乎身无分文。20日晚上，他睡在南京火车站候车室。

接下来的两天，他在扬子石化附近寻找女友，惟一的凭据是肖芳芳留给她的电话号码，开头两位表示是位于扬子石化附近。20日晚，他曾拨通这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子。汪道余不敢透露真实姓名，说自己是肖芳芳湖南的同学。那名男子说肖现在不在家，请过一会打过来。可是汪道余第二次打过去时，对方说没有肖芳芳这个人。汪道余对记者分析，可能肖芳芳已经被家人控制起来。汪道余只能选择拿着照片挨家挨户地问。

21日到22日，他在扬子石化的高新花苑和创业新村找寻女友。那里的每个保安、门卫、售货员、环卫工他都问遍了，就是没人认识照片上的人。

人没有找到，饥饿却向他侵袭过来。生活无着的他想到了死，6月22日，汪道余写了第一封绝笔信，这封信长达5页，文笔超出记者想像。汪道余说，虽然他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关于爱情的。在这封信中，汪道余用得最多的词是“我走了”“别了”“最后”和“绝望”。

不过22日的汪道余没有彻底绝望，他还想活下去，想见女友最后一面，于是决定卖血换钱。记者询问他在哪家医院卖血，汪道余说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告诉记者，当时他的思想状态非常混乱，叫了一辆“马自达”，跟开车的说要去卖血，司机就把他送到了医院。更为荒唐的是，当抽血的人问他卖多少血时，他说：“能抽多少抽多少，我只要200块钱。”

从23日起，汪道余开始在大厂区扬子石化住宿区找寻女友。直到28日，卖血换得的200元钱也花光了，汪道余彻底绝望。他对记者说：“两年的感情不可能断得那么快，那么绝，总得有个过程！”

28日上午，他写了第二封绝笔信，这封信是给民警同志的。汪道余把所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都带在了身上，准备自杀前销毁掉。汪道余说这么做是为了即便有人发现他，也无从得知身份，也就无从通知他家里人，他老母亲就不至于太伤心。两封绝笔信放在了箱子里，交给民警，委托他们帮忙找寻肖芳芳。

后来，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悲剧没有上演，一个年轻的生命得到挽救。最后，民警把汪道余带到南京市钟山煤矿收容遣送站。

收容遣送站的张建宁科长这两天一直找机会跟汪道余谈心，他跟记者说：“汪道余爱钻牛角尖，心里的疙瘩解开后，就会好一点。”

另外，遣送站跟汪道余的家人也联系上了，亲情的力量使汪道余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记者采访的时候，遣送站的另一位曾建强科长刚刚为汪道余买票回来。那是一趟南京到株洲的火车，票价158元，7月5日发车。另外，为汪道余路上准备的生活费也发了下来，一共150元。

汪道余自己也没有想过会再踏上返乡的路。

现在，不归路终于有了归程。

2 他——因病被抛

崔贵文躺在南京市收容遣送站一号院一号房里，从7月1日被送到收容站到今天，他没有离开过床，医院的诊断证明说是下肢截瘫。记者跟崔贵文提起医院的诊断，他显得十分激动，抬起自己的左腿，左右摆动给记者看，并且试图从床上坐起来，一切对他来说都非常吃力，脖子上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崔贵文问记者：“你看这是腰椎断了吗？这像是腰椎断了吗？”崔贵文不满意医院的诊断。

记者从收容所的同志那里得到南京市公安局一份文件《关于对路倒盲流崔贵文实施社会救助的紧急请示》，文件上介绍了崔贵文的经历。

5月17日凌晨2点，崔贵文起来上厕所，他事前喝了酒，神志不是很清，一不小心从长白街文德桥上摔了下来。后来，路人发现重伤的崔贵文，拨通了110。110把他送到南京市某医院，医院诊断为下肢截瘫。

5月28日，崔贵文病情相对稳定，不过仍然大小便失禁，需要24小时护理。该医院自从崔贵文入院以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于是开具出院单给送崔贵文到医院的白鹭洲派出所，让派出所过来接人。身体尚未痊愈的崔贵文拒绝在出院单上签字。

事情一拖又是6天，6月4日下午2点，医院保卫科强行将崔贵文送到白鹭洲派出所，并打算把崔贵文留在派出所。面对病人，派出所表示无法安置，医院只好把人领回去。

可是当晚8点30分，医院又一次用车把崔贵文拉到派出所附近，并把崔弃留在地上。幸亏及时被路人发现，通知当地派出所。6月5日0时30分，派出所将崔贵文送回该医院。

6月7日《南京日报》刊登了题为《病人被扔路边引发议论》的文章，报道了崔贵文的经历。

此后的二十多天是公安局和医院漫长的协调过程，最后根据《南京市公安局宁公发2003202号(请示)》对崔贵文事件作了如下决定：

崔贵文虽无现实乞讨行为，但其流浪社会，居无定所。现已无生活能力，急需社会救助，建议市政府责成民政部门支付崔贵文的医疗费用，并与崔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联系，将崔送回原籍，由当地民政部门安置生活。

南京市民政部门责成南京市收容遣送站接受崔贵文，并为其支付了将近4000元的医疗费用。而医院自己也承担了崔贵文的护理费、伙食费、床位费共计4000多元。

7月1日收容遣送站从医院把崔贵文接收过来，并安排两个工作人员对他进行24小时护理。收容站地处郊区，又没有自己的专职医生，只好请钟山煤矿的医生过来帮忙，为崔贵文作定期检查。

记者采访的时候，煤矿的黄南洲医生正在为崔贵文量体温。记者问黄医生，崔贵文到底是不是下肢截瘫。黄医生说：“从触摸的感觉和崔贵文临床的表现来看，不太像。”

崔贵文生于1943年，辽宁阜新人。1996年来到南京，按照崔贵文自己介绍，他之所以来南京是因为南京的石化企业比较多，而他手中握有几个石化方面的发明专利，希望能给南京的建设做出点贡献。可是1996年，他刚到南京，就在夫子庙附近把专利的资料给丢了，生活无着的他加入了流浪乞讨的行列。

崔贵文说：“我为啥拣垃圾？我边拣垃圾，边找我的专利资料。”这一拣就是8年，在这8年里头，崔贵文平均每年进一回收容所。

收容所的张建宁科长说，崔贵文刚进来的时候，主动跟他打招呼，说认识他。张科长谈到这里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按理说老友相见应该高兴才是，可张科长见到崔贵文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是老长流了。”张科长说。

“什么叫老长流？”记者问。

“就是老年长期流浪乞讨人员。”张科长说。

崔贵文进过姜家园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