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摔伤医药费谁付”折射民工社保困境

安徽保姆周岱兰躺在远离家乡的上海病床上，度过了自己的猴年春节，没有合家团圆的年夜饭，也没有亲友拜年的欢声笑语，只有浸透了枕头的泪水。

一个月前，周岱兰从雇主家的四楼摔下，腹腔大量出血，脾脏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在接受了急救手术后，周岱兰陷入了医疗费无人支付的困境，无法继续进行腰椎手术，只能强忍巨痛躺在病床上。

周岱兰的悲惨遭遇，折射出进城务工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空白。

“生不如死”

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周岱兰。她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只有头部和两只手臂可以动弹，面容枯槁，双颊塌陷，脸上布满皮屑，手上、脚上全是伤痂和淤青。因为身体虚弱，她说话的声音很小，只有凑到嘴边才听得清。因为疼痛，周岱兰不时抽搐，流着泪对记者说：“我怎么没死呢？死掉多好。”

今年41岁的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杨柳乡西城村农民，家境贫困，10年前丈夫因病去世。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患过急性心肌炎，至今还拖欠着医药费，小儿子打零工糊口。

2002年6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普陀区一户姓丁的人家做保姆。2003年12月24日早上，她在擦窗户时，失足从四楼摔下来，被雇主及时送到普陀区一家医院急救。医院当即开通“绿色通道”，为周岱兰进行了脾脏切除和肝脏修补手术，让她度过了生命危险。

这家医院副院长孙仲伦告诉记者，他们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医院没有进行腰椎手术的技术条件。抢救了周岱兰生命后，尽管周岱兰拖欠了大量医疗费，院方仍然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但她的家属因为拖欠医药费不敢露面，周岱兰无处可去，只能继续留在医院。目前，医院仍然为周岱兰提供了一张病床，并由护工顺带照顾她的饮食和基本生活要求。

春节期间，周岱兰曾连续数天发高烧至39摄氏度多，呼吸困难，大小便难解。医院为她输液，并给了几包退烧药，直到最近几天她才退烧。记者几次去医院看望周岱兰，每次都发现她比上次更消瘦了。从摔伤到现在，周岱兰的体重已下降了5公斤。

三方困境

周岱兰继续治疗的费用由谁负担？她的亲属、雇主和医院三方全都陷入困境。

在抢救过程中，雇主一家始终守在医院，近60岁的女雇主流着泪给医生跪下，请他们一定将周岱兰抢救过来，并且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6000元手术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的雇主共支付了约2万元医疗费用，这已经接近他们支付能力的极限。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2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要花费4万元，雇主家表示已无能为力。

保姆摔伤一事给雇主一家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老夫妇整夜失眠。雇主与保姆之间原来建立的良好感情，也因为这场意外而破裂。

然而，周岱兰家非常贫困，她的亲属要求雇主承担所有费用，甚至说“如果不出钱就把周岱兰送到你家里来”。争执不下，双方都通过律师来处理此事。

丁家聘请的律师李志广认为，周岱兰是受害者，雇主也是受害者，雇主在前期抢救中，垫付了大量医药费，但这只是尽道义上的责任，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雇主并没有责任为伤者支付所有费用。

医院方面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周岱兰拖欠2万多元医疗费的情况下，医院还是给她办了出院手续，并积极联系另一家有能力做脊椎手术的专科医院，但是找不着家属，谁也不敢拍板将她转院。

副院长孙仲伦说：“周岱兰并非特例，医院每年都有大量拖欠医疗费用的事情发生，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医院有救死扶伤的责任，不能先谈价钱再抢救，救活之后病人拖欠费用，医院也没有办法。”他告诉记者，拖欠者主要分两类：一是像周岱兰这样个体与个体之间发生劳动关系，雇工出现伤病后没人管；另一类是找不到工作、病倒街头被警察送来的民工。年复一年，医院早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出于这个原因，他叮嘱记者不要透露医院的名字。

周岱兰能否向劳动中介机构索赔？为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高树升表示，周岱兰只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当前比较可行的，只能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向法院起诉，向雇主要求民事赔偿，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赔偿的数额不会太大。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周岱兰继续治疗，不能以她的痛苦作为问题最终妥善处理的成本。”

社保空白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越来越庞大的家政服务人员队伍，却享受不到丝毫劳动和社会保障：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在现行劳动法中没有明确规范，所以周岱兰的摔伤，不算工伤，不受劳动法保护；《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对象也不包括保姆。

2002年9月1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只要连续缴纳保险费，就可以享受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等方面的保险待遇，但是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被排除在外。

周岱兰的雇主表示：“如果周岱兰可以投保，我们双方都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为钱伤透脑筋！医院也不会担心病人欠费。”

在介绍周岱兰当保姆的劳务介绍所里，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的保姆们急切地等待雇主。说起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的话题，她们无不心存侥幸：“只要自己小心，不会出什么事的。”万一出事了呢？一位来自四川的保姆说：“出了事，如果东家人好，可以负担一点医药费；如果东家不好，只能怨自己倒霉了。”她又补充道：“还没去干活，就跟东家谈生病、受伤怎么办的条件，谁还会请你啊？”

这家介绍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家政中介公司介绍生意，绝大多数都是口头约定，很少有签订合同的。他拿出一本《家庭劳务协议书》，尘封已久，几乎没有用过。而就是这份由政府有关部门印制的协议书上，也没有保姆社会保障方面的条款，连受到意外伤害时责任如何认定的条款也没有。

如今，周岱兰由两个儿子在医院陪护，母子三人，日日以泪洗面。他们希望记者能够在社会上为他们呼吁。近日来，也有些善良的市民为周岱兰送来一些钱物，但跟她面临的巨额医疗费相比，好心的馈赠只是九牛一毛。

医院孙仲伦副院长认为，像周岱兰这样遭遇不幸的农村务工人员，不仅仅应该有好心人相助，更应该有制度保障，政府的民政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类似事件进行协调、指导，或者设立一个基金，专门救助像周岱兰这样缺乏社会保障的人群，而不能将应该由社会统筹负责的事情，转嫁到医院头上来。

高树升律师说：“现在上海有几十万保姆，全国的数字更大。类似周岱兰的悲剧将来还可能发生，但我国目前在相关的立法层面上，除深圳在2001年制定了地方法规外，尚缺乏对这个弱势群体利益有效的法律保护。”他希望周岱兰事件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让包括保姆在内的民工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

民工社保难在哪里？

2002年9月1日，上海推出《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但是，到目前为止，参加这项保险的外来务工者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不少用人单位和民工像当年逃避办理暂住证一样逃避综合保险。

目前，在上海就业的外来人口约为400万，而参加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职工约为140万人，占外来从业人员总人口的35％。参加综合保险的职工，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建筑企业中，中小企业、服务性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参加综合保险的很少。

“民工社保”卡在哪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民工社保的回报十分微薄，与城市职工社保的差别非常大。待遇上的不平等，导致民工社保少人问津。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副所长周海旺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与上海城市职工社会保险进行了一番对比：

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的基数是上年度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在此基础上，按12.5％的比例缴纳保险费，其中单位出7.5％，个人出5％。总的来看，外来从业人员每月的社会保险费是上海职工月工资的7.5％。

上海城市职工社会保险的基数是其个人月工资收入。养老金部分，单位出22.5％，个人出8％；医疗保险部分，单位出12％，个人出2％；失业保险部分，单位出2％，个人出1％；住房公积金方面，单位出7％，个人出7％。总的来看，上海城市职工每月的社会保险费占其个人工资收入的61.5％。另外，不少单位还给职工发放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住房公积金，一些职工每月的社会保险费可能达到其个人工资收入的70％。

一个7.5％，一个70％，差别将近10倍。专家指出，这种差别很难用城乡差别来解释。

另外，两种社会保险的支付方式也不同。以养老保险来看，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金是在退休后按月支付，每个月都会有稳定的收入保障。而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将会在退休年龄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一次性发放养老金，这样的‘保险’已经不保险了，”周海旺说。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