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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东西方如何应对鼠疫
(摘自5月8日《社会科学报》(作者 李玉尚) ：从1347年开始，鼠疫横扫整个欧洲，导致1/3～1/2的人口死亡。当时欧洲人口中有10%是基督教徒，他们将鼠疫归因于上帝的愤怒，所以用鞭子彼此抽打，进行游行，杀害犹太人。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官员偶然发现游行可以传播鼠疫；但是直到1630年，罗马教皇仍然支持这种游行。在佛罗伦萨，1348年成立临时防疫卫生局，但在以后的几次鼠疫造访中，地方官员几乎逃光了。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最好能够将这种可怕的疫病阻止在外。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法令，禁止可能染有鼠疫的商人或旅行者进入城镇。后来规定停泊40天之后，方准登岸。尽管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鼠疫，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欧洲医生还用通便、放血、烟熏、焚火和施用乌糖浆等方法治疗，有的还动用外科治疗，割开肿大的淋巴腺，或用杯吸、划痕、烧灼等方法对已成疽的淋巴腺进行治疗。到1665年鼠疫侵袭英国时，鼠疫击败了所有的药物，医生害怕受到传染而不愿去看望病人，即使去了也是爱莫能助，因为所有病人都难逃一死。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似乎很快就认识了鼠疫病因。早在乾隆后期，云南赵州就出现了鼠间鼠疫的记载。在云南民众看来，“这个病是鼠毒关系，是鼠传染的”，所以光绪年间发生鼠疫时，民众在十字街头或交通要道“烧地毒”。“家家捕鼠，几致搜掘无遗”，并用绿豆驱除鼠毒。由于认识到了老鼠与鼠疫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现有成群死鼠，人们立刻搬家逃避。在粤南，民众甚至每届此疫发生时节，提前搬家，谓之“走老鼠”。当城镇发生鼠疫时，城居人口不少迁往乡下；当乡村鼠疫发生时，“富者多择地逃避”，无法迁移远处的人只能在附近地区躲避。未逃走的人则深居简出，断绝与疫区的联系。
西方防治鼠疫的主要力量一直是官方；而在中国，民间自发的防疫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宣统年间才有所改变。虽然此时中西方最终殊途同归，但鼠疫的有效控制乃是西方公共卫生引入的结果。
报刊文摘
2003.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