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就有关克隆人问题陈竺接受专访

据《科学时报》(记者 徐彬 张其瑶)： 克隆已不是新闻，但有关克隆的任何言论和进展都备受关注。在美国，尽管参议院对是否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类克隆立法的表决一拖再拖，几位宣称从事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也仍在“孤军作战”，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被禁止几成定局，即使是治疗性克隆的命运也尚属未知。

在我国，一场由克隆人引发的伦理大争论也逐渐浮出水面。中国科协于日前在北京香山组织召开了有关科技伦理的专题研讨会，据悉，中国科学院也即将举行此类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副院长陈竺亲临中国科协的香山会议，足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就有关克隆人的争论，记者在香山专访了陈竺。

“我记得是在1997年，克隆羊多利诞生后不久，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中国政府做了‘四不’的声明，我对政府的立场非常拥护。” 陈竺说。

卫生部对克隆人研究的正式表态，是在2001年11月29日，具体的内容是“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都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试验。” 对于该政策遭遇一些专家和学者的批评，陈竺表示：“‘四不’政策不是我国独有立场，世界各国都持同样态度。”

“现阶段各国政府意见一致，就是不应克隆人，主流生命科学界也都持反对态度。” 陈竺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克隆人涉及的伦理问题还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克隆人的社会地位、对现在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引起的冲击等还需要进行大量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二是克隆技术虽然在不断发展，但还远远不够成熟。“‘多利羊之父’维尔穆特教授本人也反对克隆人，认为现在去克隆人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陈竺没有给改变克隆人研究态度列出时间表。他说：“即使是法律法规，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做一些修改，何况是一些原则性的立场和表态。但至少在现阶段，我不会支持克隆人研究。”

对于克隆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陈竺认为不应该有任何限制。“我完全赞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同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也要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要考虑社会效应，特别是在应用研究领域。科学特别是技术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大，科学家应该为自己的研究负责，要承担社会责任。” 陈竺说。

陈竺不认为我国缺少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我国古代哲学中就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思想，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很早也就有‘医本仁术’的说法，宣扬行医的目的是治病救人，是做善事，而不能伤害。现代科研工作者不能忘记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也不能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忽视科技伦理，相反如果重视科技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宣传，我们的后发优势会更强。”

对于国际上一些宗教组织和反堕胎组织对治疗性克隆是“毁灭生命，破坏伦理”的强烈批评，陈竺不以为然。“治疗性克隆是通过在体外克隆人类早期胚胎，再从中提取干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并诱导分化成各种人体组织和器官，从而实现可降低免疫排斥反应的组织或器官移植。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克隆，而是核移植技术。”

陈竺说：“一个体外的胚胎在有限的时间如14天里，尚属一般的生物细胞，此时还没有神经细胞和脑细胞的产生，既无知觉也无感觉，因此科学界一般认为它在此时还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另外，一个胚胎在体外也不可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体，和体内的发育过程完全不同，不能予以混淆。”

然而，克隆人类胚胎无疑是克隆人最关键的一步，谁也无法保证没有个别科学家在此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尝试。对于科学界存在的此类担忧，陈竺认为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不能因为核技术能够被用于制作原子弹而不去发展研究核物理了。现在仍有很多疾病或者是创伤造成器官的损伤和衰竭，都需要有核移植、再生医学这样的技术来解决，人类干细胞研究给21世纪医学的革命性发展带来可能，因此总地权衡利弊，还是要支持。”

陈竺强调，在支持的同时还要有严厉的法律法规来保证这样的技术发展能真正造福人类。当前必须健全伦理评估和监控机制，使我国的干细胞研究能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另外，还要不断加强科学界和社会学界的交流和对话，增加公众对科学的了解。

摘自：《中国科学院网》

2002.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