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流感仍在肆虐，在全世界造成了恐慌情绪。但流行病专家菲利普·阿尔卡贝斯发现，瘟疫的威力有一半来自心理控制，流行病的暴发对移民和女性的地位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与疫情的危害相比，更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墨西哥城,一名忧心忡忡的游客在接受萨满巫师的清洗。

《十日谈》作者乔万尼·薄伽丘所描绘的佛罗伦萨瘟疫暴发场景。

至今为止，甲型H1N1流感吓到的人远比它感染的人多，但是恐惧的危害有时堪与本身的伤害相媲美。中世纪欧洲瘟疫的暴发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放逐或谋杀，虽然他们其实与疾病的流传毫无关系。在20世纪，对传染病的恐惧促使人们把赤贫的移民赶出纽约爱利斯岛，妖魔化同性恋，延缓了女性出去工作、甚至是穿短裙的进程。“流行病经常演变为利用人们的恐惧，扩散偏见、鼓励某种不公正的运动，”菲利普·阿尔卡贝斯说，他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教授，最近出版了《恐慌：害怕与幻觉如何催化黑死病及禽流感等流行病》一书。

为了理解流行病的文化影响，阿尔卡贝斯，一个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艾滋病专家，深入钻研了相关的科学文献和文学作品，包括加缪的《鼠疫》和迈克尔·克莱顿的《天外来菌》。他发现，社会讲述疾病的方式与疾病的真正影响一样重要。经常，这些叙述提示了比疾病本身更为严重的文化不适感———比如性别焦虑，或者是对外来者的怀疑。

虽然最近数年来，美国已经少受极具杀伤性的流行病侵扰，但“流行病”这一术语却大行其道，涵盖了不少非传染性的现象：肥胖流行病、自闭症流行病、醉酒驾驶流行病。阿尔卡贝斯讲述了人们把甲型H1N1流感视为一种流行病造成的影响，并讲述了“流行病”这个可怕词语的历史和心理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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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流行病?它与普通疾病有何区别?

作为流行病学家，答案非常简单，流行病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受感染者超出预期数量的这样一种特定疾病。这么答很容易。但是它并未表达出“流行病”一词给人们带来的真正心理感受。稍为广义一点的流行病病定义是指某种灾难，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种被人们感知和觉察到的灾难。我在书的结尾写到了自闭症，自闭症是一种流行病。如今得自闭症的孩子较一两代前多得多，但另一方面，有大量证据表明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令更多孩子生来就有自闭症。自闭症的增加似乎是扩大诊断范围和改变诊断模式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使我们更加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更加知道该对自闭症儿童做些什么。因此你可以说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是可以有所感知和察觉的。

甲型H1N1流感是一种流行病吗?

是，当然是。为什么?因为人们谈起它时就是把它作为流行病看待的。一名流行病学家会说，既然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此类病例，只要见到了，我们就会将它定义为流行病。

关于1976年暴发的流感，有什么值得学习的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1976年发生的事情上学到很多东西。当时卫生官员反应过于迅速，认为我们将看到1918年悲剧的重演———那次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杀死了数百万人。1976年，官员们过早地按下了反应开关，呼吁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以抵抗这种特殊的流感病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快的历史让他们相信，这次流感与上次非常相似。但大规模接种疫苗反而导致了一些人死亡，他们死于格林巴利综合症，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紊乱，而接种的疫苗却没有起到预防作用，因为事实上没有流感大暴发。其实，经常会有普通的季节性流感，但种超前于事实进行预测的渴望。不是什么新病。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教训。我认为，要对流感做出响应需在健全的公共卫生措施与深谋远虑取得一个平衡。1976年发生的情况却是，人们最关注的不是可靠而有效的措施，而是一

过去人们把流行病视为上帝的旨意?

在很多古老的文明中，人们把我们现在所说的流行病视为上帝或众神随意的行为，无法解释，不可理喻。后来，古老的希伯来人带来了一个飞跃性的哲学认识，他们相信灾难发生是因为上帝发怒，对人类不满。这是试图以人类行为为基础解释世间现象的一次有益尝试。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十次瘟疫，上帝因为埃及人不准希伯来人离开，就以瘟疫惩罚他们。其中的含义就是，当有自然灾害发生，那不是神灵世界的随意行为，而是他们被激怒后作出的回应，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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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黑死病是流行病的原型?

我们想到流行病时，总是以黑死病为范式。它突然来临，没有预兆，导致大批人病亡，然后就突然消失。有一些真正可怕的疾病，我们反而不称之为流行病。每年有大约180万人死于肺结核，但我们从不说肺结核是流行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年复一年，肺结核总是做着同样的事情。其发作和后果千篇一律，可以预知，这使得我们不再将它视为一种流行病。

中世纪的流行病是如何帮助强化了社区和团体概念?

瘟疫时代始于14世纪中期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大约1700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人们对于瘟疫的激烈回应——我在书中也写到了：烧死犹太人，把人们从家中赶出，让他们离开家园，当然也有非常恰到好处和考虑周到的团体性回应，比如隔离检疫。社区和团体通过禁止物资或人员进入，以保护自身，这从本质上说就是公共卫生干预的开端。

20世纪，流行病是如何影响了边缘群体———比如欧洲的犹太人、爱尔兰移民以及美国黑人———的地位?

回顾流行病的历史，其中一大主题就是对外国人或者外来者的害怕与怀疑，对于那些看来与本地人格格不入的人群的恐惧。在黑死病这个例子中，西欧的基督徒市民把犹太人抓住，作为祸首。现在他们基本上都知道犹太人并非瘟疫的来源。但当时在很多地方，他们要么把犹太人赶出城去，要么殴打他们，把他们烧死。这是一种无意识或者是不那么有意识的关于社会稳定性的恐惧。幸运的是，现在当流行病暴发时，我们不再会看到那么多人被绑到柱子上烧死。但是，人们仍然有一种冲动，要锁定在外国人或外来者身上，把错误推到他们身上，视他们为嫌犯，要他们负责任。19世纪暴发霍乱后，人们找到的替罪羊是爱尔兰移民。1900年在圣弗朗西斯科暴发了瘟疫，最初发病者住在唐人街。于是，人们应对瘟疫的计划与反移民情感紧紧地绑在一起，他们盯上了华裔美国人，也将矛头对准了日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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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行病的恐惧是如何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的?

在一些严肃的医学期刊上，曾发表过不少看似严密的学术报告，将1920年代发生的肺结核是归咎于年轻女性的独立运动。它们认为，这些女性不再留在家中，等着嫁人，而是走出去寻找工作，衣着也不再那么端庄，仅能蔽体。她们走出去后，得了感冒，然后就是肺炎，肺结核，事情一件一件，接踵而来，整个思路就是这样。这里面有真正的科学分析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但它真的反映出了关于女性的一系列偏见。在有关性传播的疾病中，你尤其可以看到这种偏见。在疾病控制史上，人们普遍有种倾向，认为喜欢性的女人更危险。

艾滋病的流行揭示了什么样的恐惧?

艾滋这种病确实触及到一种本质的压力，它与20世纪最后25年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生活的性质有关。当时，公共卫生机构认为传染病已经被征服，或者可能被征服了。1970年代，天花被根除，脊髓灰质炎疫苗大大降低了患这种病的儿童的数量，麻疹也有了疫苗。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但与此同时，人们一方面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一方面又觉得天底下不可能都是好事，坏事情可能会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在西方历史中一直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即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一些与宗教、性或饮食有关的新鲜尝试——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没有尝试过的——总会让我们“自食其果”。然后，艾滋病就来了。人们说起同性恋时那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活该遭报应一样。福音教派主要人物杰瑞·费里韦尔甚至用“恶有恶报”这样的词儿来评论同性恋人士。好像性革命的到来———即同性恋可以公然走到大街上的时代———已经败坏了社会，而社会现在遭到了惩罚。对于艾滋病的形形色色的反应折射出社会百态，其中很多是关于性和性欲的。人们谴责最多的就是性革命，认为它对于同性恋采取纵容态度。

“9·11”之后的“炭疽流行病”可否被视作一种社会防范反应?

2001年秋天，我就住在纽约。对于人们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我着实感到震动。一方面，世贸大楼倒下了，2700名纽约居民死去，但是整个城市的氛围是“该干嘛就干嘛”。一个月后，发生了邮寄炭疽事件，人们的反应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在炭疽事件中，有5个人死去，对于死者的家庭来说，这真是可怕和悲惨的事情，但这毕竟只是5位，而非2700位。此时人们却惊慌失措，跑来找我，说要给邮件消毒，或者说以后收到邮件绝对不会打开。无论何时，只要有人看见白色粉末，整栋大楼就会立即组织人员撤退。我认为，这太荒唐了。你本来以为，两栋标志性建筑被飞机撞塌应该会引发这样的恐慌效应，那是科幻小说和恐怖故事一样的场景嘛。但是结果，人们的疯狂是由炭疽引起的。

为什么你认为我们不必费心为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