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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昨天报道：重庆北碚的年逾五旬的朱先生是低保人员，本有高血压病史，因头疼乏力在医院治疗。他所在社区的领导来探望他，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费。朱先生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并流下了眼泪，后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
从以下案例来看，这一现实版“高兴死”并非偶然：湖北公安县的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由于一家三口生病，家庭贫困，于2007年正月初五，用一条麻绳捆在两人腰间，相拥投江殒命;河南小伙子壮壮得重病，其父也因操劳过度患上尿毒症。社会捐助的6万元钱，只能让其中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父亲在抓阄中“作弊”，让孩子拿到了这笔手术费用。之后，孩子做了自体骨髓移植，而父亲却离开了人间……
新医改方案不久前掀开面纱，“让人人能看病、看得起病”，这些饱含热度的字眼，已清晰地刻进方案的主旨中。然而，启动和实施具体方案，尚显步履沉重。特别是关于城市底层民众和农村贫困者的医保问题，一直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政策切口。朱先生获得部分医疗费报销都高兴至此，可见在医保体系上存在的明显断面。
这是社会的悲哀，如果医保等社会福利体系是公平、完善的，朱先生就不可能激动到这个份上。虽然中国百姓素以知足、忠厚著称，但面对如此辛酸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不“欲语泪先流”呢?低保户在大病面前，无他路可寻，惟一能巴望的还是政府。当今百姓的看病贵、就医难，从朱先生“高兴死”的辛酸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即便新医改方案面世，也无法短期内改变底层民众的看病难问题，尽快扭转这一局面的社会合力并未形成。真正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干群就医待遇不公等问题的强有力措施仍在摸索中，这一制度性瓶颈还在等待突破。
在需要财政之手伸至贫者病床前时，我们耳边总会响起“国家不富、财力不济”之声，仿佛这种推诿之词是一张万能膏药，可以贴住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伤口似的。让人纳闷的是，既然财力有限，那么在“三公”消费上就该节省才对，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红头文件派酒”、“红头文件发烟”等荒唐现实，读到的却是张家港一行8人公款出国“豪华游”，动辄花销20多万财政金的丑闻……该彻底清查“三公”消费了，该制度性拯救孤寂地躺在病床上无钱治病的贫者了。（周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