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称，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民间共识下，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最近在一个会议上称“看病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可谓一语惊人，舆论骂声一片。但也有人认为，曾其毅是以一种另类方式点明了中国医疗体制弊端，勇气可嘉。然而，曾其毅还认为“‘修’一个人一百多块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钱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真是国人的价值观不对，还是曾局长“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价值观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看病”价值观？尤其是在新一轮医改即将启动之际，这无疑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幷厘清的重大问题。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一、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一石激起千重浪

1、看病不难不贵卫生局副局长高论惊天下

2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但出不起不等于贵。”因为“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他认为，（看病贵）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块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钱却没人觉得贵”。（广东《南方都市报》）

当前，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大难题早被民众称为“新三座大山”。老百姓特别是农村老百姓看病的普遍状况是“小病挺，大病挨，不行才往医院抬”，而大医院昂贵的治疗费用，对老百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有民谣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而且“看病贵”问题在高层当中亦是共识，就连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在全国两会上深恶痛绝地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于是，此一“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看病”价值观，无疑显得惊世骇俗，极具颠覆性。（上海东方网）

但问题在于，曾副局长的生命价值观的建立存在着太多漏洞，譬如，他说自己“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显然是明显的夸张之言，我们只需问一句：曾副局长可曾到过印度？众所周知，印度从1949年就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幷且将“免费医疗”写进宪法，几十年来，印度在全国建立了7万多个初级医疗中心、医院、社区医疗中心等。所有病人到这些公立医院看病，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单。难道“全民免费医疗”的印度还不是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国家，而“（费用）全部由病人自己出”的中国倒是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国家？（山西《三晋都市报》）

2、官员言论轻佻以“富人价值观”解读“看病贵”

为了论证“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个论点，曾其毅说：“在中国内地，全国一流的专家挂号费只要7元钱，而在中国香港挂号看一次病要300元，在加拿大要25加币。”可是曾副局长应该知道，2007年香港的年人均收入高达3万美元，是内地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5.6倍，是内地农村年人均收入的52.5倍；加拿大的人均收入是5万加元，相当于35万元人民币，是中国内地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29.4倍，是中国内地农村年人均收入的85.4倍！（安徽《合肥晚报》）

在中国，享受不到最基本医疗保障的是穷人，正在享受奢华医疗服务的是富人。且不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属极个别例子，即使诊金是300元，对于富人阶层也幷不感到贵，但7元钱的专家门诊诊金对于不少农村地区的人来说却可能不便宜。应该看到中国正在用2%的世界卫生资源解决22%世界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解决大多数人基本医疗保障是中国医改的既定取向，让大多数人承担起超越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医疗费用，正在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用“富人价值观”解读中国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穷人治病贵”现象，作为政府官员的亲民理念何在？（陕西《华商报》）

3、立论荒唐无稽看病岂能等同于喝茶修车

曾其毅还认为，所谓看病难与看病贵，实乃国人的价值观有问题。他为此打了两个比方：“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江苏《现代快报》）

曾其毅用“喝茶”、“修车”模拟治病救人，暂不论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是否有悖尊重生命的道德取向，我们只需回应，多数中国人是喝不起茶楼的茶，而是十几元一包的茶要喝好一阵，更不是人人都拥有私家车，多数人只能用几块钱换一个自行车零件。曾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感到看病贵的人，幷不是那些可以经常到茶楼喝茶、以私家汽车代步的人，而是那些为子女学费发愁、为化肥农药担忧、为住房问题睡不着觉的城乡中低收入人群。（贵州华龙网）

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换汽车零件要几千不嫌贵，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消费，而生病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医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会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们对价格的感觉当然会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价，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得起。（北京《中国青年报》）

二、站着说话不腰疼彰显中国医疗不公

1、官员不恤民瘼副局长看病不能代表民众

人们不要忘记曾其毅委员的身份——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一个既有医疗体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体利益立场上自然不会嫌看病贵，越贵对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长的领导身份可以让他避免排队就医、送红包就诊等一系列烦恼；而他的公费医疗也可以让他感觉不到治疗费用的昂贵。一个看病从不掏自己腰包的人，以他的切身感受而言，在中国看病的确最不难、最不贵。（北京《中国青年报》）

卫生部某高官曾经披露过的一个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许多地方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持有三级医院的干部医疗卡，不但打针吃药，连住院吃饭都用不着自己掏钱，每年还可以享受携带家属的“疗养”，有专门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着这么多的医疗费用，享受着这么周到的医疗服务，当然感觉“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了！（广西桂林网）

2、屁股决定脑袋为“看病难看病贵”推卸责任

曾其毅说：“‘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其言外之意是，公众看病难、看病贵不是政府的原因，而是公众自己价值观的问题。这一观点明显是转移矛盾。（北京《法制晚报》）

有道是“屁股决定脑袋”。看病不难、上学不贵、房价不高，这样的“精英话语”非但不能说明公众的观念有问题，反倒道出了少数社会精英的观念有问题——推卸责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中国的精英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民生消费价格时，常常习惯于选择性与回避性。例如在比较看病谁更贵时，回避了有些国家的诊金可以管用几个月甚至一年，回避了国民之间的收入比以及开不起汽车的穷人；呼吁人们尊重医疗技术时，回避了医疗体制“以药养医”与“以械养医”的潜规则还没有打破。（上海文新传媒网）

3、歪论不堪一驳生命可贵就应当看病价高？

如今，看病贵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曾其毅副局长却“敢说”“其实在中国看病幷不贵”，“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为此，他还“创造”了“生命可贵就应看病价高”的理论说，“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生命当然可贵，但我们绝不能因为“生命可贵”就得出“看病应该价高”的结论。你可以说一个人花光所有钱财为亲人治病是对生命的尊重，但你不能说他冤枉钱花得越多便对医疗技术和生命越尊重。（北京中国网）

医疗技术的最高尊荣正体现在治病救人上，医者放弃了对这种职业尊荣的追求，以金钱度量技艺尊严，见钱才动手术刀，这才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最大的不尊重。请问，患者看个感冒愿花多少钱，才显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医生的技术？而正是由于人的“生命可贵”，政府就更应该想方设法降低广大人民群众看病的花费，使人人“病有所医”。（云南新闻网）

三、揭露医疗体制之弊理性看待“不贵论”

1、揭露体制缺陷“看病最不贵”不全是混账话

曾其毅的言论一面世，即遭遇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板砖，质疑、讥讽直至谩骂，媒体放大的是其最火爆、最刺激、最找骂的“局部”，在那句“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后面，紧跟着一句更重要的“老百姓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被选择性弱化了——他想说的是，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不贵，但因为没有健全的医保体制，老百姓看病都要自己掏钱，当然就贵了。（山东《齐鲁晚报》）

这个论点不无道理尤其是他呼吁：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医疗体制是互助共济式的，国家补贴多，市民都会买保险，雇主也会帮雇员买医疗保险；但在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所以中国应该建立良好的共济互助体制、良好的医保机制——任何国家的医疗事业，都需要有正常的收支资金来支撑运营，某种角度上讲，“很多人出不起不等于看病贵”，而在于社会分担医疗支出的机制是畸形的，批评得不对吗？因此，曾其毅的话甚至还触及了当下医疗机制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陕西《华商报》）

2、回避主要问题“以药养医”才是看病贵症结

但曾其毅的论调仍是大有问题。比如，在中国，看一个专家门诊只需区区7块钱挂号费，人人都出得起。但曾副局长说的好像就是“看病”不贵，而不是“治病”不贵。用一个简单的推理式，可以将曾副局长的话解读为：病人挂号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