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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出语不凡，言称，“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2月19日 《新快报》）
时下，饱受公众诟病的求医之难，治病之贵，在掌管公众医疗管理职能的地方官员的思维中却大相庭径，如此儿戏之言，不禁令我想到了史上晋惠帝的肉糜，那一年国中发水灾，臣下向惠帝诉说老百姓忍饥挨饿，病患交加，他竟反唇相讥道：“何不吃肉糜？”。尽管曾局长自认为走遍了全世界，经比较才做出中国看病最不难也最不贵的结论，但我更愿意探寻曾局长与当下民生观点巨大反差的症结所在。窍以为，以晋惠帝的生活价值观考量百姓民生之态，可谓名惠而实不至也，只能徒增笑耳罢了，与事无补。同样，游离于国情之外，先入为主，选取国外特例佐证以求观念出新，也只能得出以偏概全，贻笑大方的荒谬结论。
诚然，在国内有的专家门诊的诊金仅7元，要在国外请医生看病，诊金要花上300元。可是反过来说，基于欧美公共医疗体制和社保机制的成熟，公众能分享更多的医疗福利和免费服务，加之医疗行业管理规范法律健全，行医准入严格，也少有庸医滥竽充数，诊治水平高，误诊率低，医生中杜绝开大处方得回扣，索好处费等现象，患者化的冤狂钱也小，良好的制度设计促使患者能得到比国内更物超所值的医疗服务。撇开中国人均收入、医保覆盖面和医疗资源分布配置性合理性等不谈，目前，造成患者怨声载道主要归于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乏术和失误，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医疗领域从业者医德技能每况愈下和一些职能部门管理的缺位和滞后，这些直接造成了老百姓的看病难和看病贵，加大了不必要的看病成本，国内专家的诊金加上回扣、提成、红包等未必就比国外专家诊金低，媒体暴光的住院一次不合理花销竞数达万元的事也并不鲜见。因此，透过这些表象看本质，就不会得出中国看病比发达国家更方便和更便宜的搞笑结论。至于说到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分摊，中国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也不尽然，着眼实际，各地曾推行的平价药房、平民医院、各大医院互认检验单等，都有效地降低了看病费用，国体民情迥异，经济状况不同，我们没有必要在模式上攀比，重要的是不故步自封，好大喜功，把功夫下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上，让公众早日分享医疗改革成功所带来的福祉。
宪法赋予公民的话语权，但是政府官员作为非一般的公众人物，更要注重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言行，切忌信口开河，乱发惊人之语，制造什么眼球效应，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政府官员，在正式场合发表不严谨、不严肃的、与人民的立场格格不入的偏激言论，不仅贬低个人的威信，影响受众的情绪，引发百姓的抱怨，更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从这个视角上看，看病贵否官员还是不要如此那般戏说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