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医疗卫生部门一味从部门利益出发而考虑问题，则改革势必难以避免再次走入误区，而公众的利益也将会再一次的被牺牲。

“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媒体以显著的黑体大字标题报道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一番有关医疗问题的意见。

“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在笔者看来，无论如何，曾局长作出这样一种有悖公众普遍经验感觉的事实判断都值得商榷，特别是考虑到其在政协委员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位主管医疗卫生事业的一级政府行政官员。

客观而言，“看病难看病贵”并非某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意见，也非某种学说理论的推理证明，而首先是公众普遍的经验感觉或者说是经验事实。事实上公众的这种经验感觉和经验事实上早已得到了从舆论界到学术界，乃至于政府的一致认同。然而，曾其毅副局长又为何会如此轻松否定呢？

笔者仔细阅读了几家媒体有关曾其毅相关言论的新闻，从中了解到和上述事实判断相联系的，曾其毅约略有着这样几个观点：中国目前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机制；中国目前医生的诊疗费比较低廉；药品收入只占大医院盈利的很少部分；市民医疗消费价值观念应当更新，大家对生命、对医疗技术不够尊重。

笔者承认，上述几个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笔者不太理解的是，上述现状的存在怎么就能够使曾其毅副局长得出“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的事实判断？笔者惟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市民的医疗消费的价值观念的问题。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贵与不贵，难与不难，可以说是一个观念认识的问题。然而，当公众普遍感受到“看病贵看病难”，更遑论有多少低收入人群仅仅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便只能有病不就医，或者是难以得到完全的治疗，而只能无奈地选择保守治疗，并且在这种选择中等待死亡的时候，曾其毅副局长却惘顾病人的痛苦而要去教育他转变观念，这样做是否有些太残忍？又是否尊重生命？而当病人连生命都得不到尊重的时候，又有谁有权利去教育病人要尊重医生那所谓的医疗技术？如果医疗技术仅仅是孤立的医疗技术却不能够消除疾病于患者，那么这样的医疗技术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又谈何令人尊重？

“看病难看病贵”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和突显。医生和医院，作为医疗卫生的第一线，自然难以避免被置于了矛盾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事实上早已不乏医疗卫生界的人士发言为医院、医生辩护，并呼吁公众要增强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信任。事实上，曾其毅副局长的言论正不无为医院、医生辩护、呼吁之意。

客观而言，笔者承认这种辩护和呼吁不无道理，将医疗问题归咎于医院和医生，事实上也并未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然而，是否这种辩护和呼吁就可以全然站在医院、医生的利益一方，而忽略病患的利益，甚至更无视公众普遍的感受，因而如此热衷于教育公众转变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医院、医生都可以说是现存不合理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然而制度的改革却也首先必须超越医疗卫生部门狭隘的利益小圈子，而将公众的利益置于首位。倘若医疗卫生部门一味从部门利益出发而考虑问题，则改革势必难以避免再次走入误区，而公众的利益也将会再一次的被牺牲。笔者愿意以此与不仅仅是政协委员同时还是医疗卫生事业一级行政官员的曾其毅副局长共勉。